东哥解读电商   原创 张雅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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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将详细解读滴滴事件背后的政策风向变化

- 作者| 张雅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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滴滴IPO之后3天，滴滴出行app就遭遇闪电下架，这样近乎惊心动魄的反转剧，不仅仅是滴滴一家公司的“门前雪”而已。

在互联网反垄断成为全球大势所趋的背景下，更多互联网公司、资本、投资者们关心的是，主管部门对滴滴的处理，释放了什么样的政策信号，监管的风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。

► 赴美IPO有风险，释放了这3条信号

网信办的2天之内发布的公告，主角全部都是美股上市公司。

国家网信办于7月4日晚间通报，“滴滴出行”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相关规定，通知应用商店下架“滴滴出行”App，要求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法律要求，参照国家有关标准，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，切实保障广大用户个人信息安全。

紧接着，7月5日上午，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对“运满满”、“货车帮”、“BOSS直聘”启动网络安全审查的公告。

据网传消息和海豚智库独家了解，网信办此前已调查滴滴3周，旨在阻止滴滴赴美上市，而程维要求6月30日必须上市挂牌，相当于强行闯关。

站在滴滴的角度来讲，上市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

24轮融资的滴滴，务必给投资方们一个交待，就一定要在2021年这一波流动性充沛的行情里上市。

滴滴一度也想选择香港上市，但是香港联交所和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合规要求都很高，滴滴目前很难满足二者要求，且走在前面的嘀嗒出行，直到现在也没能通过香港联交所的审核，相比之下，美国上市对合规要求比较低。

在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，美方又开始在政策上作妖，要求中国公司提供审计底稿给美国SEC，并接受美方调查，这就会涉及到国家安全，是中国证券法明令禁止的。滴滴眼下只是被要求整改“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”，后续还有什么，还是未知数。

赴美上市出现问题，滴滴不是第一家。

此前哈啰、喜马拉雅和Soul都在临门一脚的时候宣布暂停IPO。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背后的具体原因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今后想赴美IPO的公司，都难逃政府的合规部门的监管。

简而言之，互联网公司赴美上市，大部分情况下，法律允许，但不提倡。

主管部门对互联网、科技公司赴美上市的严格监管，释放了这3个信号：

► 信号一：我国不会再顾及利益集团在华利益

中美贸易战打了这么久，已经足够让群众充分认识到，无论川普在不在，中美关系都进入了漫长的博弈。

以前，华尔街和美国跨国集团是中美关系润滑剂，现在发现一点用都没有，共和党民主党一致对中国强硬。所以，我国以后出台政策大概是不会顾及这些利益集团在华的利益了。

“尤其是像滴滴出行这样的公司，它在美国上市，其排第一第二的股东都是外国公司，国家对它的信息安全监管更需要是严格的，这既是维护个人信息安全，也是维护国家安全。”《环球时报》的环球锐评文章，明确了主管部门的态度。

滴滴这样的公司，控制权掌握在了国外资本机构手中，国家对它的信息安全监管，已经上升到“维护国家安全”的高度。

招股书显示，在上市前，滴滴所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合计10.5%，投票权20.1%。

其中，滴滴创始人、董事长兼CEO程维持有滴滴7%的股权，15.4%的投票权。滴滴联合创始人、总裁柳青持股1.7%，投票权6.7%。

高级副总裁朱景士持股比例低于1%，具体比例未显示，投票权为2.3%。首席技术官张博、网约车业务CEO孙枢等均有持股，因低于1%而未显示具体比例。

机构投资者中，软银愿景基金（SoftbankVisionFundEntity）持股高达21.5%，投票权21.5%，Uber持股12.8%，投票权12.8%，腾讯持股6.8%，投票权6.8%。

外资控股是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的普遍现象，阿里、腾讯、京东等公司的股东里，都有国外投资机构的身影，但都不会超过一定限度，公司的控制权把握在创始人及团队手中。而滴滴很显然已经被软银影响着，创始人及团队则需加强绝对控制权。

其次，越来越多科技公司赴美IPO，压力最大的，其实是证监会。

自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注册制试点以来，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完成全面注册制改革。近两年的时间里，“注册制改革”先后完成了新版证券法落地、创业板注册制改革、退市新规正式落地、深圳主板与中小板合并等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
那么在证监会如此积极推进注册制改革的情况下，如果科技公司还是去美国上市，证监会不就推进了个寂寞？所谓的改革，也是名存实亡。

事实上，国内推进注册制，科创板的规则其实已经有接纳非盈利企业、拥有特别表决权股份、存托凭证等等形式的公司。但同时这个注册制过程，还是要许多实质性审查的细节等，不是互联网公司都能准备及材料能提交出来的，故互联网科技公司不容易在国内挂牌交易。

但不管怎样，赴美IPO是在阻止证监会完成国家制定的KPI，无论是滴滴还是其他暂停IPO的互联网公司，都很难占到便宜。

► 信号二：线下实体经济被鼓励

从去年蚂蚁集团上市失败开始，监管部门就在放出政策信号：今后会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。监管的目的之一在于平衡政策，保护线下实体经济的发展。

本来，在疫情之前，线上零售就一直在缓慢的蚕食线下商家份额；结果去年疫情一来，线下零售更是严重冲击，许多品牌商手忙脚乱的转移到线上，直播成为商家标配。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预计接近2万亿元。

2021年1月18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中国经济年报：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，其中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17601亿元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30.0%，比上年增长10.9%，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7590亿元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.9%，增长14.8%。

近十年来，网上零售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逐年提高，从2011的4.2%到2020年的30%，增速远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。

而且，由于互联网的马太效应，线上特别容易出现垄断和强者恒强，而这显然有悖于《反垄断法》。

疫情对于线上经济的加速作用，需要被矫正。而加强互联网监管，令行禁止，是保护线下实体经济最直接、快速且有效的方式。这碗水，只有国家出手，才能端平。

► 信号三： 互联网资本被关进笼子

把互联网资本不断膨胀的权势和欲望关进笼子，是缓解当下各种矛盾的一剂良药。

2020年10月20日，胡润研究院发布2020胡润百富榜。榜单显示，今年2398位企业家财富超过20亿，增加579人至历史新高。上榜企业家总财富达到27.5万亿，比去年的17.9万亿，同比增长54%。

其中，马云家族位居榜首，财富4000亿元。腾讯马化腾排名第二，财富3900亿元。养生堂钟睒睒位居第三，财富3650亿元。顺丰王卫、恒大许家印、美的何享健家族、碧桂园杨惠妍家族、网易丁磊、拼多多黄峥、牧原秦英林、钱瑛夫妇进入榜单前十。

图片来源：中商产业研究院

另外，财富涨幅最大的是新上市公司稳健医疗的李建全家族，财富上涨了956%，以380亿元成为科创板首富；其他涨幅较大的还包括在线教育平台“跟谁学”的陈向东，增长了662%，房产交易平台贝壳的左晖，增长了483%。

可以发现，无论是财富的绝对值，还是增长速度，都呈现出向互联网科技公司聚拢的特征。这也是全球经济的大势所趋：2020年，苹果公司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，而全球年GDP超过2万亿美元的国家，也只有8个，即美国、中国、日本、德国、印度、英国、法国和意大利。

互联网公司集中了这么多的财富，却永远想获得更多。

互联网公司对“员工潜能”的最大化开（剥）发（削），由互联网大厂开始的员工996，007加班潮，也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矛盾，让劳资关系空前的紧张。

当人们看到“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，体验了一天做外卖小哥，12小时送单只赚了41块”时，主管部门对互联网公司的严厉监管，只会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，“深得人心”。

“人们尚不了解滴滴出行具体是如何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，但国家及时站出来保护个人信息，这一行动本身带给了人们国家在管这件事的信心。”环球锐评文章如是说。

► 写在结尾：互联网平台公司，未来会成为市场监管的主要关注对象

从去年蚂蚁集团上市失败，阿里接到182亿罚单，社区团购遭遇强监管……等等事件之后，政策对头部平台的强监管趋势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。

作为大的互联网公司，头部平台是整个行业的标杆，这种示范作用是双刃剑，政策利好时，获得的利益更大，但同时，面对监管的重锤，一定也是首当其冲。

整改与罚款，可能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。

总之，滴滴事件向所有人传递了一个信息：互联网大厂们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，一去不复返。